生活中的谈判案例

　　有一家旅店四周有些吵闹，不处于最有利旅店发展的理想住所，旅店董事会存在是否搬迁的争议。但是旅店的占地面积很大。有一天，一位名叫威尔逊的先生找到了旅店的经理希望洽谈旅店的买卖问题。威尔逊先生的建筑开发承包公司希望买下旅店。经理回答她从没想要卖出旅店，但是如果价钱合适，董事会也许会考虑。最后，威尔逊先生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表示希望继续洽谈。

　　董事会委派史蒂夫办理此事，并且对史蒂夫充分信赖，基本上委托他全权代理。史蒂夫在咨询了一位谈判家朋友之后，先和威尔逊打了非正式电话，然后两个人在一次鸡尾酒会中进行了首次会谈，在会谈中，史蒂夫坚持自己付账并且没有做出关于董事会寻址搬迁的暗示。威尔逊先生希望马上谈论借口，但是史蒂夫借口需要董事会批准，而将具体价格谈判推迟到了两周后。

　　在两周的准备期间，史蒂夫确定了两块搬迁地：包含房地产费用和其他杂项费用在内，22万美元的梅德福处以及27.5万美元的奥尔斯顿处。因此，史蒂夫以22万美元作为谈判底线。然后，他调查了现在旅馆所在地房产的一般售价，他根据专家建议，估计旅馆售价大概在12.5万美元。最后，史蒂夫根据威尔逊的可能建筑意图，粗略地确定威尔逊能出的最高价在27.5万至47.5万美元之间。

　　谈判开始时，威尔逊说“请告诉我，你们能够接受的最低条件是什么，好让我看看是否能再做点什么。”史蒂夫不愿意首先报价，于是反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好让我来看看是否能在削减点价格”。威尔逊先生于是报价12.5万美元为开盘价格，并以周围房产售价作为支撑。之后，史蒂夫强调了旅馆并不愿意搬迁，除非环境更安静，他们不会卖掉旅馆，而安静的地方房产都很贵。最终，史蒂夫以60万美元最为最初报价。威尔逊先生反驳，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被接受。之后，两人决定暂时休会，均表示仍需调查。

　　但是两天后，威尔逊先生打来电话，表示他愿意将价格提到25万美元。史蒂夫忘乎所以，脱口而出“现在这个价格比较接近了”。在他意识到自己的莽撞后，他又补救道，他相信自己能说服董事会将价格降到47.5万美元。之后，两人约定了下一次谈判。

　　在这次谈判中，威尔逊逐步将价格提到了29万美元，最终确定在了30万美元，而史蒂夫则先降价至42.5万美元，之后又降到了40万美元，然后又“费力地”降到了35万美元。最终，史蒂夫表示他需要和董事会联系，看看是否能进一步降价。

　　这是，史蒂夫所能拿到的价款依然远远超于27.5万美元的价格，他们计划将搬迁多余的款项用于购买商品和纳入“财务援助基金”。他们都很希望拿到35万美元。

　　最后，史蒂夫和威尔逊打了电话，表示董事会杜宇30万美元的报价有不同意见，因此，“您的公司能不能再多出一点儿?如果我们的买卖做成了，你们的公司能不能免费做相当于3万至4万的装修?”威尔逊表示，公司并不准许自己承诺免费承包类交易，因而不行。史蒂夫又问“那能否对旅馆的‘财务援助基金’卷4万美元的款项?”，威尔逊最后同意捐助2.5万美元，而史蒂夫同意了。

　　理论分析

　　以上的谈判情形是一个典型的“黑箱”情景，无论是实力相对强大的威尔逊先生，还是以史蒂夫先生为代表的旅馆一方，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所持的底线价格，只能通过各种信息进行推断。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谈判关系中相对强势地位的一方则更可能获得利益。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旅店一方小心地维护了自己的相对强势地位。

　　首先，在威尔逊先生主动接触旅店经理，希望商谈旅店的转让事宜时。旅店经理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意向询问，更是对谈判中主体双方地位的首次确认。因此，旅店经理艺术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从没想要卖出旅店，但是如果价钱合适，董事会也许会考虑”。这一信息首先暗示己方对旅馆出卖这笔交易不存在任何依赖，因而也对威尔逊先生一方不具有依赖。但是，由于威尔逊先生主动联系旅店经理一方，因而依然表现了自身对该笔交易的依赖性。这样，在旅店经理的掩饰下，该谈判形成了表面上的单方面依赖。并且，旅店经理援引“董事会”，借助自己的“授权问题”占据了主动且没有否定谈判未来发展的可能。

　　然后，谈判人史蒂夫在主动权争取方面更是不遗余力。由于旅店其他人堆谈判不感兴趣，他是旅店实质上的全权代表，但是他多次借助“授权问题”谋取谈判主动权，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依据自己的意愿中止谈判，这使得他免受当时报价的时间压力，从而让他可以更为充分地考虑接下来的报价。除此之外，史蒂夫在首次谈判的一开始便着力避免先报盘，而是尽量设法让对方先报盘。比较令人可惜的是，史蒂夫在第一次听到威尔逊先生的提价后，有些忘乎所以，脱口而出“现在这个价格比较接近了”，这使得他的低价有一定程度上的泄露。不过，好在他表示他只是“自信能够说服董事会”，暗示者并不是董事会的指示。补救手段有一定效果，但是“能够说服”本身也能传递旅馆一方对此的满意态度。不过，虽然史蒂夫先生在此有一定失误，我们仍可以从这一事件中发现“授权问题”的挽救失误的作用。己方谈判代表不要被授予全权，至少，不要让对方知道己方代表被授予全权。

　　由于是“黑箱”情景，两方之间互不知晓对方低价。因此，双方通过事先准备以判断对方报盘就显得尤为重要。史蒂夫在参加谈判时，从旅店附近的房产交易价格以及威尔逊先生的购买动机两个方面进行推断。史蒂夫由于信息不足，所以估算的报价并不准确，但是其股价并没有错，最后的成交价正在其估算的价格内。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史蒂夫在鸡尾酒会与威尔逊会谈时，史蒂夫先生坚持自己付账的行为表明自己的立场，向威尔逊先生表明了自己较为强硬的立场。由谈判另一方付账难免会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模糊，掺杂一定私人情谊。而且自己付账还会表明自己谈判的坚决，令对方不会过度欺压。并且，史蒂夫在最终报盘时，顾全了对方颜面，要求涨价的同时，不再严格地从交易价格方面谋求利益，而是基于威尔逊的报价请求对方提供装修或者捐助。谈判是以利益为中心的利益分配过程，双方应当关注的是实质上的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谈判双方都应当尽力提供多种选择方式。因为在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双方都更容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威尔逊先生否认了“免费装修”的提议后，史蒂夫先生迅速地提出了“捐助款”的建议。这一建议同时满足了双方的利益追求。史蒂夫提高了威尔逊先生的实际出价，但是回避了立场问题，而关注了利益问题。

　　史蒂夫先生的降价策略同样值得玩味。他以60万美元作为开盘报价，然后在第一降价时降了最大幅度的12.5万美元，然后依次降了5万美元、2.5万美元。最后的35万报价则是“费力地”降到的。由此可见，他的降价策略是逐渐缩小降价幅度，这样可以避免威尔逊先生对降价的不满足。这一种做法符合降价的谈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