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汉字与汉字书写

作者：陈龙海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 2017年第3期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意味着改变了接触互联网的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办公无纸化、人机互动到大数据、云平台，直至微博、微信等，一切都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在迅速改变，人们接受知识和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宽阔，也越来越畅通和便捷。“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已成为历史，“苟日新，日日新”才是当下的互联网文化生态。而跨越各种终端设备的网络形态，不仅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力，也预示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图景。

在互联网的文化语境下，无论汉字书写还是汉字本身，都不可避免地被互联网所笼罩、所裹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就汉字书写而言，我们要问的是——“书写”还在吗？“书写”还剩下多少？当键盘敲打广泛地取代“手书”时，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汉字本身来说，越来越多类型( style)的数字化汉字的出现，彰显了汉字的多样性特色，而无门槛的进入，则对汉字的规范性和汉字自身的审美特质，都是一种戕害。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汉字与汉字书写，都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需要我们审时度势，做出理性的回应并探究尽可能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百余年来的两次书写革命：第一次是钢笔等硬笔取代了毛笔成为书写的主流工具；第二次是敲打取代了手写

上世纪初．随着钢笔（自来水笔）、圆珠笔等硬笔的发明和引进，延续了自甲骨文时代算起已3300多年的书写工具——毛笔逐渐被硬笔所取代，当然，这个过程较为漫长，一些从毛笔时代过来的文人依旧迷恋和习惯于用毛笔书写，如鲁迅、钱玄同、俞平伯等。相对于毛笔，硬笔作为书写工具比毛笔容易掌握，书写便利，极大地提高书写效率。鲁迅先生曾作过一篇《论毛笔之类》，文中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

先生之说，言简意赅。由此可见，钢笔等硬笔已取代毛笔成为广泛而普遍的书写工具，实在是人们的自然而然的选择，也是社会文明演进，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文字应用日趋繁复的必然结果。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笔并没有，退出历史文化舞台，而是与钢笔等硬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但，无疑，钢笔等硬笔已成为人们日常书写的主要工具。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从毛笔到钢笔等硬笔，不啻于书写史的一次革命，其结果是，随着对毛笔的疏离，国人的汉字书写水平逐渐下滑，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旧式文人几乎人人都可称作“书法家”，因为从他们发蒙开始，识字与习字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如南北朝时期梁朝产生的蒙学读本《千字文》，梁武帝诏令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为四言韵文，包罗万象，全文1000个不重复汉字（以繁体字而论）集王羲之书法而成。当然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文字内容，而已看不到文字载体了。至迟从唐咸通年间开始，蒙童习字从描红（或谓描朱）开始，内容多为“上大人孔乙己”之类，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这个绰号就与描红有关。旧式文人虽大多无意于成为书法家，因为有扎实的“童子功”，加上毛笔是它们的日常书写工具，所以，能写一手具有美感的毛笔字就不算难事了。而当我们与毛笔渐行渐远的时候，“毛笔文化”的整体社会根基已经动摇，它的衰退则是不期然而然的历史文化遭际。

余秋雨在《笔墨祭》中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他认为：“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最后，他不无酸楚地说：“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尽管余氏之“祭”带有些许的矫情，也有对毛笔文化的当下情形和未来趋向的误判，但我以为，其中还是不乏文化关怀的因子，并多少道出了一些实情，因此并非完全的杞人之忧。

如果说，第一次书写革命，导致了毛笔文化的“淡隐”，但中国人的书写行为还在，只是使用不同的工具，应该说是用一种更为便捷的工具在书写，而当键盘敲打取代手写的时候，人的书写行为都被取消了，这“第二次革命”才是最致命的。它中断了汉字与国人的血缘，将昔日人们手写时人与纸笔的亲密合作，变成了人与键盘的冰冷交互；那种笔在纸上划过的曼妙声响以及笔下流逸出的张扬着个性与情思的笔致和笔势，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制作形体，于是，汉字那形、那音、那意就成为搜狗或五笔的固化记忆，当我们重新拾起笔来书写时，许多字形已经模糊，似曾相识，似是而非。离开了电脑的书写，已经陌生化和边缘化了。

二、数字化（或电脑体）汉字无门槛的进入，对汉字的规范性和汉字的美感是一种双重伤害

汉字走向数字化，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客观上说，多样化数字化汉字的进入，极大地丰富了汉字家族的风格类型，打破了长期以来以宋体、仿宋、楷体、黑体、新魏等为代表的“印刷体”一统汉字天下的格局，这无论对于基础教育、人们日常用字，还是对于出版印刷、辞书编纂、信息处理、各种传媒和影视用字等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最早开发并进入电脑字库的是海上著名书法家任政先生的行楷，即我们电脑上常见的“华文行楷”。任政先生为书坛名宿，毕一生之功练就的“任体”，深入古代帖学传统，出规人距，方圆咸备，刚柔并济，沉着而灵动，端庄而秀美，是传统书法沃土中开出的现代艺术奇葩，又极具亲和力和实用价值，可谓雅俗共赏。“任体”进入电脑而被数字化，是一次成功的开发，或可作为书法与互联网亲密携手的标志。嗣后，舒同先生、启功先生的书法也成为数字化汉字。前者是革命前辈，被毛泽东誉为“红军一支笔”，其书自颜体人，厚重雄强，大气磅礴；后者系出皇族，遍观禁中历代名碑、名帖真迹，对其心摹手追，终成大家，以隽永秀逸，冲淡典雅为指归。舒同、启功二先生的书法成就为海内外所公认，他们的书法加盟，可谓众望所归。毛泽东为人民领袖兼书法家，别具一格的“毛体”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和景仰，其进入电脑，更是一种红色符号标识。还有徐静蕾的钢笔字，书如其人，妍美清丽，笔画干净，结体合度，一进入电脑就广受欢迎，具有极高的人气指数。

古代书法家的字体开发，目前已进入电脑的有颜真卿、柳公权、米芾、赵佶（瘦金体）、张裕钊、王羲之等。这一举措的意义非凡：其一，借助互联网的无限平台，以最快捷的方式、最广阔的通道来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传统，展示汉字的艺术美，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与古代书法经典亲密接触，其直观性、广泛性、日常性是其他方式无法比拟的；其二，极大地丰富和美化了出版印刷、信息处理、各种传媒用字和影视制作等，从原先单一的“印刷体”逐渐走向汉字的多样性与多元化，适应了当代人们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多样性的审美趣味；其三，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参与国际文化对话和交流中，更能彰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而也就显得更为从容和自信。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除古今知名书法家的书迹进入电脑外，越来越多类型的数字化汉字也随之出现，仿佛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便充斥于互联网上，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其使用频率之高，实在令人始料未及。而正是这些缺乏监管机制的无门槛进入的数字化汉字既有损于汉字的规范性，又戕害了汉字的美感。笔者非专业出版印刷方面的专业人士，仅因与这些糟糕的电脑体在日常中的不期而遇，就发现大有问题，就规范性方面说：如将“建”写成“i-”（走

之）；“公”应为“八”字头，误为“人”字头；“扬”（扬）误为提手加“易”；“学字头”（点点撇）误为“尚字头”，如“学”“觉”“兴”等上部皆为简化而来，均作“学字头”（点点撇），而“尚”“堂”“党”等均从“尚”，而电脑体则常常混淆；起首撇，如

“和”“我”“重”等都误为横，就此三字而言，尚不会构成歧义，但“千”字将撇误为横则为“干”。我曾在电脑上发现一组美女图片，的确写成了“千年一品”（应是“千年一品”吧）。西宁某酒店招牌也有“千年一品”。“桃之天天”“逃之天天“则成了“桃之天

天”“逃之天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果说，某个人写了错别字，那还只是其个人行为，危害尚且有限，而电脑体的不规范汉字的危害之大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规范性尚且做不到，更遑论美感了。有些电脑体汉字笔画支离、暧昧，结体不仅不合规范，而且蠢笨、恶俗，正可谓“丑怪恶札”（米芾语）者流，而且不知羞耻地在电脑上大行其道。我看到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标语，正是使用的这种“丑怪恶札”的电脑体，如此庄重、严肃的内容，用如此恶俗丑陋的汉字来印制，实在令人难以接受，而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则更增加了我的难受。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电脑字体开发，如果不设门槛，缺乏监管，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即使前面列举的古今书法家的电脑字体也存在问题，如“华文楷体”中“示”旁和“衣”旁是相混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衣”旁；电脑颜体中“艺”字，其草头为繁体写法，下作简化的“乙”，不伦不类；王羲之体的“博”，左上误为《兰亭集序》中“惠风和畅”之“惠”的上部（王羲之省去了中间的部件），而“博”之左上为“甫”。古代书法家书写的皆为繁体，遇到繁简不同而使之简化后，往往容易出现这些错误。而且，无论古今书法家其存在作品中的字都是有限的，遇到没有的字就只能拼凑，也时有生硬和不规范问题出现。其实，古代的“集字”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等。

三、规范汉字是指国家标准的简化汉字；书写和使用不规范汉字属于违法行为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一章总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出台意义非同一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第一章总则第五条）该法还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第一章第十条）

因此，书写和使用规范汉字是每～个中国公民必须遵循的法律准则，否则，则可视为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每一个中国公民应自觉遵守汉字规范，健康地使用规范汉字，不写错别字，不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不繁简混杂，更不随意生造汉字。

在此，有必要对“规范汉字”，即指现行通用的简化汉字的历程作一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简化汉字的工作便立即展开，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经过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和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艰苦劳动，到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1964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使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类推的1754字，共2236字，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1977年，曾出台《第二次汉字简化字方案（草案）》，引起了许多混乱。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纠正社会用字的混乱，便于群众使用规范的简化，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并对原《简化字总表》中的个别字作了调整。同时也废止了“二简方案”。1988年1月26日，国家语委、国家教委联合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同年3月25日，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最新版：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并予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共收字8105个，分为三级：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收字3500个，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使用度仅次子一级字。一、二级字表合计6500字，主要满足出版印刷、辞书编纂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三级字表收字1605个，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较通用的字，主要满足信息化时代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门领域的用字需要。

正如秦始皇“书同文”一样，简化汉字是属于一项自上而下的国家顶层设计的文化工程，而且，相对于“世界语”( Esperanto)“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汉语拼音”等改革方案，“‘简化字’是所有方案中最保守、最温和，也最符合华夏遗风的改革。”（周质平《汉字繁简的再审思》，《读书》，2016年第9期）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简化汉字，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最合理、最明智的一种选择，其所体现的是“国家智慧”。但简化汉字一经问世，直至今日，仍受到多方面的责难和批评。一方面，简化汉字其中采用了“强异使同”的原则，如“后”与“後”“云”与“雲”“丑”与“醜”“干”与“乾”“斡”“斡”“斗”与

“闘”“升”与“昇”“谷”与“觳”“征”与“徵”等均从简；“髪”“發”简化为“发”，“锺”简化为“钟”等，可能在上世纪50、60年代会引起一些歧义，但这种歧义在其使用过程中会随之淡化，直至消除。其实，相对于战国文字，一字有多种写法而言，“书同文”正是最大规模的“强异使同”。“隶变”作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在其形体处理上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它既荡涤了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象形意味，出现了新的笔画形态，如“蚕头雁尾”等，结体上采用横向取势，字形方扁，同时大量采用“强异使同”的原则，使不同部件同化，如“春”“奉”“秦”在篆书中属于不同的部首，而在隶书中统一为“夫”字头；“具”“其”的字底原本不同，隶变后则完全同化了；再如“，、、、”字底，通常由“火”简变而来，如“然”“照”“蒸”“煮”“煎”“熬”等，但“無”为“舞”之本字，与“火”了无关系，亦作“。、”。可见“强异使同”古已有之。另一方面，简化字也未能尽善尽美，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项未完的文化工程。如三个相同部件构成的字，“轟”“聶”简化为“轰”“聂”，但不能完全以此类推，如

“垚”“森”“晶”“淼”“鑫”“磊”“犇”“贔”“焱”等等，却不能任意简化。再如“爨”等，笔画繁多，其字头也不能根据“类推简化”原则作相应简化（如“興”简化为“兴”）。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关注。

至于港澳台地区由于政治分治和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简化汉字没有施行，仍使用繁体字，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文化保守主义，但港澳台地区的三千万人与大陆十三亿人相比，毕竟只是少数，无法改变大陆通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简化汉字的文化格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尤其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汉语热”在海外持续升温。目前海外孑L子学院有近300所；网络上前些年有一个说法，到2010年，全球除中国人外学习汉语的超过1个亿，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现在早已经超过l亿了；全球有100多个国家23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海外大学的汉语课程等，其使用的都是简化汉字。新加坡、马来地区一直使用简化汉字。自2008年起，联合国使用是汉字不再是繁简并存，而是只使用简化字，这是简化汉字获得的国际通行证。

总而言之，简化汉字既然是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我们就必须恪守其规范。从法理层面上说，这是一种“守法”行为。简化汉字的使用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并已经为世界所接受，每个

中国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其尊严和纯洁，这关乎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中华文化立场。

四、规范汉字书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当担。互联网时代的汉字规范书写重在教育，中小学语文、书法教师任重而道远

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写道：

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自成熟的甲骨文至今，中国人汉字使用和书写，已走过33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断言，汉字会走向无限的未来，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明进程的文明。中国人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书写工具，总会一直“写”下去。我们很难想象，在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流放和一次次被镇压、被屠戮之后，犹太人还能在1948年成立一个国家——以色列。只要《圣经》还在，犹太民族就不会灭亡。当劫后余生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在塔利班政府倒台之后重新对外开放时，我们看到了它外面的一条横幅：

A nation stays alive when its cul-ture stays alive

这是真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识，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当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触目可见的汉字顿时使我感到亲切，这是中国的土地啊！当我下飞机后从台北坐车到台中，一下车，我的一只脚踏在窨井盖上，那上面“台中”两个字，竟是集黄庭坚的书法，那是我们祖先的馈遗！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汉字的力量！

行笔至此，我想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改学德文）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小弗朗士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心灵痛苦和对自己祖国和母语的热爱。令人记忆深刻的是，那位最后一堂法语课的老师几乎用尽平生之力，在黑板上书写的一行字-VIVE LA FRANCE!（法兰西万岁！）当如国人对英语的追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那位法语老师的一行字对我们而言，应该是警语。

当“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的时候，“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作为这一国策的关键词。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维护汉字的尊严，使用和书写规范汉字应成为国人的日常行为自觉。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13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其基本理念：

“中小学书法教育以语文课程中识字和写字教学为基本内容，以提高汉字书写能力为基本目标，以书写实践为基本途径，适度融人书法审美和书法文化教育。”“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学生写好汉字。识字写字，是学生系统接受文化教育的开端，是终身学习的基础。中小学书法教育要让每一个学生达到规范书写汉字的基本要求。”与其说是基本理念，不如说是良好愿景。将“写字”改为“书法”，并将其从语文课程的“识字与习字”板块中分离出来，提升了课程的文化品格。但由于书法师资的奇缺，目前书法课在中小学的常规开设几无可能，仅有极少的学校作为“特色课”来开设，书法课基本上仍然由语文老师客串或兼任。我作为在大学教授书法20余年的教师，深感责任重大，亦长期关注汉字书写问题，有一些浅层的思考，记录于斯，与广大教师们共勉：

首先，教师要以身示范，坚持书写行为的日常化。无论多媒体多么高端，PPT多么花哨，必要的板书不能废除。同时，要让学生养成真正“书写”的习惯和规范书写的行为自觉。我以为，书写汉字是国人的手天生具有的义务，而且是一种必须的劳动。如果汉字的书写成为了少数书法家的专利，那么，中国文化的未来或许可虑。

其次，要注意清除有损于汉字规范的不良社会习染。目前，大的社会环境对汉字规范是不利的。前已述及，电脑体汉字的规范性问题对广大的中小学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十分突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合力才能扭转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现象也

值得关注，如有些电视栏目名称，似乎对成语和习语谐音特别迷恋，如“话山论见”“华山论鉴”“剧会吧”“食全食美”“天生我财”“吾股丰登”“影视大民星”“有奖有法”“欢乐送”“缘来是你”“晶晶乐道／晶晶计较”，看似技巧，实则无趣，而且很容易误导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识字有限，甄别能力薄弱，所受的负面影响也最大。再就是方言使用问题，那些被普通话接纳、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方言的使用，能彰显地方特色。但有些偏僻的方言，在电视栏目名称和报纸标题以及公共广告中则不宜使用。如武汉的“文明交通安全标识”：“左看看，右看看，绿灯亮起，就阔以过克了。”对不谙熟武汉方言的外地人就不知所云了。最后要说的是网络语，如“没有”写作“木有”、“我的”写作“偶滴”等等。这些伤害汉字规范的现象需要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甄别和正确引导。

第三，教师要通晓汉字规范的相关“规范”，如“汉字笔画名称”“汉字笔顺基本规则”，还有2009年3月2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同年7月1日试行）的《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和200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汉字部首表》等，这些都属于国家规范。如“卧钩”，也称“心字钩”，现规范为“卧钩”；“斜钩”俗称“戈钩”，现统一为“斜钩”：“竖弯钩”也称“抛钩”，现为“竖弯钩”；“一”（音密）字头，现称“秃宝盖”，名称似不雅，但这是“规范”；通行多年的“斜玉旁”现改为“王旁”，虽然将其字源意义取消了，但“规范”如此。基于此，教师学习相关“规范”就很有必要了。

第四，书法教师和语文教师可以给中小学生教授一些最浅显的文字学知识，有利于学生从字源上掌握汉字规范。另外多想些办法以增加学生记忆，尤其是对较难辨识的字。如“示”旁和“衣”旁，直到大学阶段仍有学生将二者混淆。“示”旁多与“神祗”“祭祀”“福祸”等有关，如“神”“祈”“禳”“祀”“福”“祸”等；“衣”旁都为“衣服”之属，如

“衫”“裤”“裙”“袜”等，而“初”意为用刀裁衣，故从“衣”。如“冒”，为“帽”之本字，会意，上部外围为帽子之象形，中间两横代表额头上的皱纹，下面为眼睛（目）。所以上面两横不与边框相连，不能写作“日”，应与“冠冕”二字为同一部首。再如“洲”“州”二字，“五大洲”皆为“洲”，中国境内的地名除湖南“株洲”外，都为“州”，如“荆

州”“徐州”“兖州”“郴州”等等。至于一些字形极其相似的字，可编成口诀，以增加记忆，现略举二例。例一：“己”、“已”、“巳”相似，封处别同异。半封是“已”经，不封为自“己”。若作地支用，全封即是“巳”。例二：“戊”、“戌”、“戍”、“戎”、“戒”，中空方为“戊”，短横则是“戌”；“戊戌相搭配，正是变法年。有点识为“戍”，卫国当“戍”边。横撇交叉处，“戎”马起风烟。“戎”字加一竖，始知“戒”律严。其实有时候只需几十个字的讲解，就让学生终身受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从小处着手，从娃娃抓起，汉字规范书写的前景就会一点点好起来，而汉字在国际文化舞台的未来遭际中的姿态，就会更加纯洁，更加健康，更加从容，更加美丽。